绑架罪立法尚需完善
绑架罪立法尚需完善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划定： “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，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财产;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，正法刑，并处没收财产。
”显然，从立法的本意来望，“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的”是作为绑架罪的一个加重处罚情节，既不定故意杀人罪，也不实行数罪并罚。
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望，刑法的此条划定显已不适。
简朴例举，王某年仅15岁，为索取财物绑架一小孩并致其死亡。
单纯从犯罪的构成分析，王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绑架罪的特征，且应正法刑。
但刑法第十七条划定：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，强奸，抢劫，贩卖毒品，纵火，爆炸，投毒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很显著，绑架罪不在此列，也就是说已满14周岁，不满16周岁的人犯绑架罪的，不应追究刑事责任。
而本案中王某年仅15周岁，尚未满16周岁，其行为虽依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划定构成绑架罪且应正法刑，但依刑法第十七条的划定又不得追究刑事责任。
犯罪具有三个特征： 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，刑事违法性，应受处罚性。
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使某种社会关系遭受到一定的危害，某一行为之所以划定为危害，在于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，它是犯罪的本质特征。
而任何刑罚方法都以其一定的价值作为赖以自下而上的条件。
刑罚的价值详细体现在效益，人性，经济与公正性上。
笔者以为，其最重要的是公正性，而要体现刑罚的公正性，制刑公恰是枢纽。
再望上述案例，王某的行为的危害结果自是不问可知的，其危害程度相对于故意杀人罪而言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但依现有法律划定，对王某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，显著有违罪刑相称原则。
绑架罪(尤其是致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的)与刑法第十七条中同列的其他八大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无二致，但立法时却将它排除在外，显著有违制刑公正即刑罚公正这一法的价值理念。
这只能说是立法时的一个局限，以致于司法实践中的无措。
在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划定的八大类犯罪中增加绑架罪(致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的);或者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划定，犯绑架罪致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的，以故意杀人罪论处。